河大艺考整理：托尔斯泰与《安娜·卡列尼娜》（一）

托尔斯泰与《安娜·卡列尼娜》（一）

   （一）长篇小说中的女主角

    1、从达吉亚娜到安娜·卡列尼娜

安娜·卡列尼娜的形象，是托尔斯泰最伟大的艺术创造之一，也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最高的成就之一。这个形象是跟整个19世纪俄罗斯先进文学的深刻传统联系在一起的。

    从普希金的达吉亚娜开始，俄罗斯文学中连续出现了一系列先进妇女形象。这些妇女努力从社会所加给她们的压迫和屈辱下求得解放。达吉亚娜是在贵族家庭中成长的姑娘，她对奥列金执着的、主动的爱情完全违背了贵族道德的体面，那种真挚，明澈，纯洁的心灵对那个社会不啻含有一种强烈的批判力量。然而普希金笔下的达吉亚娜还只是对摧残个性的社会道德所发出的一种初步的，还不成熟的抗议的化身。妇女解放运动兴起后，我们看到了俄国作家塑造了一些意志刚强，目标坚定的妇女形象。例如屠格涅夫《前夜》中的叶莲娜·斯塔霍娃，《处女地》中的马丽安娜；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尔迦·伊林斯卡雅和《悬崖》中的薇拉。而积极投身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则有赫尔岑《谁之罪》中的克鲁齐费斯卡雅、屠格涅夫《罗亭》中的娜塔尼亚以及奥斯特洛夫斯基《大雷雨》中的卡杰琳娜。特别应该强调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中的薇拉·巴普洛夫娜，她直接投身革命，为了追求一个没有压迫、强暴和虚伪道德的“合理的新社会”而与旧社会宣告公开的决裂。普希金塑造的达吉亚娜后来嫁了人，向奥列金表示，她永远忠实于自己的丈夫。然而普希金没有摆出这个问题：达吉亚娜如果不忠实于自己的丈夫会产生什么结局。托尔斯泰提出了这个问题：一个妇女背离自己不爱的丈夫结果会怎样？总而言之，结果只能是悲剧的产生。但是如何看待这样的悲剧，直到今天也还是争论不休的问题。

   2.是谴责，还是辩护？

   在19世纪70年代，俄国正处在急剧的变动之中。农奴制度在不断瓦解，可是它的残余还有巨大的力量；资本主义的关系在很快发展，但是这个时候它还远远没有成为社会的统治力量。此时，在俄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势力。安娜正是这样一个时代里比较进步的贵族妇人的典型。安娜性格里的矛盾、她的悲剧，正是这样的社会条件下的产物。

 在创作即将结束的时候，托尔斯泰放弃了两个适合作为家庭小说名称的标题——《两对夫妇》，《两种婚姻》，保留了《安娜·卡列尼娜》这个名称，显然是要努力强调女主角这个形象的意义。这部小说刚刚在杂志上登载出来，立即引起读者的巨大兴趣，同时也引起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小说的作者是在谴责他的女主人公还是在为她辩护？作者究竟是安娜·卡列尼娜的检察官，还是她的辩护者？小说开头那段阴暗的题词“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究竟意味着什么？小说使女主人公成为轮下之鬼，是否惩罚得过分严厉了？

   （1）许多人都认为，根据《圣经》上的这句格言“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托尔斯泰是谴责和惩罚了女主人公。普希金的同时代人说：“我承认‘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句题词使我感到恐怖，里面似乎隐含着一种奇妙的力量，像根钉子扎进脑子里。上帝托的梦是可怕的，可他又是慈悲的。”这种观点认为托尔斯泰是借上帝的力量惩罚安娜。       

   （2）也有学者认为：“如果安娜纯洁而高尚地献身于这样的力量，那么她的眼前就会展现一种新的、有目标的生活。但安娜面对人们的谴责，面对自己失去的社会地位感到惶恐。那深刻而纯净的感情被谎言所玷污了，她变得耽于逸乐，感情也变得猥琐而含混。”“一个人如果轻率地反对自己的存在——于是伟大的法律，带着自己全部的残酷性，宣布‘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种观点认为，是法律惩罚了安娜。托尔斯泰对此不表同意，他写道：“我之所以选择了这个题词，是想表达这样一种思想：人要是做了坏事，那就要为自己所做的尝到苦头，这种惩罚不是来自人们，而是来自上帝，正像安娜·卡列尼娜经历过的那样。”托尔斯泰的意思是说，整个上流社会无权惩罚安娜，但安娜破坏了道德规范，不能不受到上帝的惩罚。于是，有的研究者们和批评家们就得出结论：托尔斯泰对安娜持否定态度。

   然而，当代传记作家康·洛穆洛夫认为：这仅仅是托尔斯泰“后来”的看法，这时候他已经变成了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奉者。而在创作《安娜·卡列尼娜》时期，特别是这段时期的最后阶段，作家正面临着导致他世界观转变的精神危机，如果在那个时候问到题词包含的意思，那么他的答复可能会不同于他在20世纪初所答复的那样。

   康·洛穆诺夫指出，在创作《安娜·卡列尼娜》时，托尔斯泰的一位朋友说：“托尔斯泰所谓的‘我必报应’，不是爱唠叨的教师手中吓唬学生的藤条，而是一种物质的惩罚力量。”托尔斯泰本人当时同意这种评价。因此，这位传记作家认为，不是那种半间接的上天的力量，不是上帝，而是物质的力量，环境的力量，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力量，这才是造成安娜悲剧性死亡的真正原因。这种观点认为，是环境的力量惩罚了安娜。

   （3）小说结尾时托尔斯泰不是谴责，而是为安娜辩护，她的自杀获得一种道德性质，她离开人世，解开了缠绕在她、卡列宁、渥伦斯基三者生活中那种矛盾的结，她死在一种高昂的情绪状态中，她灵魂高洁，值得同情。

总而言之，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应该是地面上的人，现实中的人，人类具有的一般东西在她身上并不陌生，我们在判断一个人的时候，不是浮于表面，不是草率匆忙，而是去深入思考人物行动的原因和结果，把握他们矛盾情感的全部复杂性。

   3、没有爱情的婚姻

   安娜具有古典人体雕塑那样完美匀称的迷人外表，活跃和优美高尚的激情是她性格的主要特征。她表面上属于上流社会，娴雅大方，仪态优美，绰约自如，持有良好的习惯，但上流社会的精神空虚对于她是格格不入的。性格的热情比之这一切特色仍然占有主要地位。

   然而，安娜的一生是十分不幸的。她的幸福与其说是取决于她自己，还不如说是取决于别人。少女时代的安娜没有体会过纯真的爱情，由家庭做主嫁给了一个比她大20岁的阔老——省长卡列宁。安娜的出嫁，完全出自她姑妈的一手操纵，这是一种典型的买卖婚姻。仅因为这一点，安娜就注定不会得到幸福：在她和丈夫中间没有一点共同语言，他们的性格，兴趣和志向是迥然不同的。卡列宁是一个冷酷的伪君子，对于什么是爱情一无所知，妻子对他来说只是社会地位的装饰品而已。安娜的哥哥说：“你们之间没有爱情，也不可能有爱情，这是一个错误。”安娜回答说：“是个可怕的错误。”错误在于，安娜决定出嫁时，听从了这样一个劝告，那就是所谓的：“忍耐一时就能相爱。”就这样安娜过了整整八年没有爱情的家庭生活。安娜郁郁寡欢，心情沉重，她这样说道：“他们说他是一个笃信宗教，道德高尚、纯洁，聪明的人，但是他们没有看到我所看到的东西。他们不知道，八年来他把我身上一切有生气的东西都扼杀无余。他一次也不曾想过，我是一个活女人，我需要爱情—他的每一个举动都是对我的伤害，而他自己总是对自己感到那么满意。难道我不曾做过努力，不曾竭尽全力去寻找一种可以作为自己生活补偿的东西？难道我不曾努力去爱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儿子，当这个丈夫已经实在没法爱的时候？终于来到了这一天，我明白了，我不能再欺骗自己，我是个活人，我没有罪，上帝既然把我造出来，我就需要爱情，需要生活。”

   4、没有婚姻的爱情

   当年轻英俊的骑兵军官渥伦斯基带着狂热的爱闯入她的生活时，安娜青春的心终于觉醒，开始品尝到一种从未品尝过的欢乐。她不能也不想掩盖自己的感情，终于公开和丈夫决裂，宣布同渥伦斯基的关系，公开破坏公认的道德规范和上流社会的行为准则。对此，卡列宁感到屈辱和恼火，他要求安娜让他“大面上过得去”。卡列宁为了惩罚安娜，不让她跟儿子谢廖沙见面，并且拒绝和她离婚，要安娜同他维持一种痛苦而虚伪的家庭关系。

   安娜用自己的全部身心去反对丈夫那种要把她置于不贞妻子的屈辱地位的企图。她想到：“我撕破了他想缠在我身上的虚伪的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一切总比虚伪和欺骗来得好一些。”

   而大多数上流社会的妇女都嫉妒安娜，同时都在等待着一旦社会舆论起了变化，她们就要向她投掷她们全部的轻蔑。只要时机一到，就向她脸上扔烂泥团。

   安娜不同旧势力妥协，毅然抛弃家庭，同渥伦斯基到了国外。回国后，她的行为遭到了整个上流社会的非难和敌视。在腐败不堪的整个俄国贵族社会，偷鸡摸狗，打情骂俏可以受到或明或暗的赞许；而当安娜出来争取真正的爱情时，却被看作大逆不道了。这些绅士淑女们不仅夺走了她的母爱，还对她关闭了所有客厅的大门。数不清的攻击诽谤，侮辱漫骂，像脏水一样泼在安娜身上。在这场力量悬殊的斗争中，安娜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心情越来越痛苦，她唯一的精神支柱就只有同渥伦斯基的爱情了。

   安娜从渥伦斯基那里没有得到幸福，后者辜负了她的希望。渥伦斯基是彼得堡的一个纨绔子弟，在恋爱初期，他对安娜曾有过一种“维特式”的狂热的爱；而后，在安娜纯真爱情的感召下，他也做出了一些牺牲。可是，他却没能彻底了解安娜深邃的灵魂，她那纯洁，她那精神上的迫切要求。这种精神世界的巨大差异，决定了他们之间的爱情不能持久。渥伦斯基不能最终摆脱功名野心的驱使，不能像安娜那样同贵族阶级的道德传统决裂。当占有安娜的胜利感和幸福的狂热渐渐消失后，他开始为自己在上流社会失去了地位而苦恼，对安娜的态度也日渐冷淡。安娜知道，一切对她来说全完了。“一切都那么不公，一切都是虚伪，一切都是欺骗，一切都是邪恶……”这就是她濒临毁灭的前夕得出的结论。安娜心中美好的情感和希冀全都幻灭了，她真正看透了社会的黑暗和残酷，最后以一死摆脱了肮脏丑恶的一切。

   安娜的死，一方面是那个社会环境所导致的悲惨结局，另一方面也是安娜对渥伦斯基的惩罚。死，既是复活渥伦斯基对她爱情的唯一方法，又是惩罚渥伦斯基的最可怕的手段；安娜的死，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即不能摆脱贵妇人那种偏见的束缚，抵挡不住来自上流社会各方面的、不可抗拒的巨大压力。而更重要的是，安娜是以她的死，向封建专制社会进行了控诉。

    5、安娜·卡列尼娜的典型意义

    托尔斯泰竭力想从宗教、道德的立场来解释安娜的命运，但实际上他却对她的悲惨的死亡提出了极深刻的社会原因。托尔斯泰的朋友向他表示：“这个意见……使我想起普希金遇到过的一件事。有一次他对自己的一位朋友说：‘想想看，我那位塔吉亚娜跟我开了个多大的玩笑！她竟然嫁了人。我简直怎么也没料到她会这样做。’关于安娜·卡列尼娜我也可以说同样的话。根本讲来我那些男女主人公有时就常常闹出一些违反我本意的把戏来：他们做了在实际生活常有的和应该做的事，而不是做了我所希望他们做的事。”

   安娜生活的时代，正值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以后。当时的俄国，正处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急剧转变的时期。在资本主义势力的冲击下，“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安排”（列文）。资产阶级在社会生活中崭露头角，开始取代腐朽没落的贵族地主阶级。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产生的安娜的爱情悲剧，反映了当时动荡不已的俄国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俄国封建社会虽然已经走向了末路，但是要从它的旧传统势力的囚笼中冲杀出来，也并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安娜是作为贵族阶级的叛逆者出现的，她身为一个达官显宦的贵妇，彼得堡社交界的名流，有着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可是这种陈腐窒闷的生活不能吸引她，她憧憬着美好自由的生活。为了追求真正的爱情，她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挣脱出来，怀着莫大的勇气冲破了贵族家庭的牢笼，向旧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她的追求和理想虽然不是有意识地代表了社会的进步思潮，却也在客观上反映了贵族妇女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下不愿再按常规生活下去的事实。表面看来安娜与卡列宁的矛盾是没有爱情的夫妇之间的斗争，实际上，这是冷酷反动的贵族阶级对于一个自己的叛逆者的扼杀。在卡列宁的背后，站着这个社会的整个统治势力。为了使安娜就范，卡列宁耍尽了全部手段：家庭的羁绊、宗教的诱骗、舆论的压迫、法律的制裁。在卡列宁这个人物身上，作家把沙皇专制制度的全部残忍和虚伪都具体化了。唯其如此，安娜的追求和斗争才超越了家庭婚姻的狭窄范围，具有了向整个旧势力挑战这一更为深刻的社会内容。

   （1）安娜叛逆性格的一个特征，就是对于“真正的人的生活”的追求，并由此扩大到了对于贵族社会做人的标准的否定。在安娜的心目中，妇女不应该是被玩弄的社会对象，不应是男性生活中的摆设，她们是活生生的人，有尊严，有理想，有感情，她们要求与男子有平等的社会地位。这种追求爱情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思想，在当时俄国贵族社会中是有着进步意义的。从这个基点出发，安娜对于贵族社会的道德传统是持否定态度的。她极端厌恶卡列宁的虚伪，毫不隐瞒自己的要求，并为争取自由生活的权利而奋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