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大艺考整理：我的电影观念和我的创作（一）

我的电影观念和我的创作〔法国〕罗伯一格里叶

　　　　　　　　　　　　　　　　　　　　　　　　　　　　　　　卞　卜译

　　
　　无论在法国文坛上，还是在法国影坛上，阿兰·罗伯一格里叶都是一位有名气的人物。他既是“新小说”派的代表，也曾经是“左岸派”电影的重要编导。

　　今年6月，罗伯-格里叶在访华期间应中国电影家协会暨中国世界电影学会的邀请，做了关于电影创作问题的报告。《我的电影观念和我的创作》一文就是这次报告的整理稿。

　　虽然我们不尽同意罗伯一格里叶的某些观点和他的一些创作实践，但是他的报告肯定有助于了解这位现代派作家和电影家的美学观，因此，为开阔眼界，特刊载这篇讲话稿的译文。

　　需要指出的是，罗伯一格里叶对爱森斯坦的蒙太奇理论的阐述没有顾及蒙太奇的现实主义基础，而是把蒙太奇视为创造“封闭的艺术世界”的手段。这种理解显然是值得商榷的。

　　　　　　　　　　　　　　　　　　　　　　　　　　　　　　　—编者
　　
　　人们谈到电影时(尤其在美国的大学里)，常常认为电影是文学的某种延伸，影片是小说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而且，在大学讲授电影课程时，人们甚至只教一些改编自小说的作品。

　　我个人是坚决反对这种电影观念的。我以为，电影既然是特殊物质形态的存在，它就应当依据这种特殊物质形态创造特殊的形式。因此，我始终反对把我的小说拍成影片;也就是说，我拍的是我的影片，我写的是我的小说。因为，对我来说，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物质形态。　　　

       我的这一观点不过是普通的常理，但是、它似乎没有得到观众、批评家、甚至电影导演的赞同。然而，经验证明，当人们把一部伟大的小说搬上银幕时，这部伟大的小说将遭到完全的破坏，一般来说，改编出来的影片总是荒唐可笑的。

　　这种实例不胜枚举。维斯康蒂改编的加缪的小说《局外人》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加缪在世时，一直拒绝把自己的作品搬上银幕，但是，他去世后，他的妻子同意出卖这部作品的版权拍一部影片，况且，改编者是著名导演、共产党人维斯康蒂。维斯康蒂也向加缪夫人保证，他将忠实于原著。

　　维斯康蒂没有考虑到这种说法本身就是荒谬的，因为一个画面怎么能忠实于一段文字呢?

　　为了做到“忠实”，维斯康蒂让人重新搭建起阿尔及利亚城市中基本上已经荡然无存的景物。

　　《局外人》发生在三十年代的阿尔及利亚，影片是在六十年代拍摄的。然而，城市有了很大的变化。维斯康蒂搭建的布景也只是小说中最重要的描写部分，如能够兼供洗澡和游泳使用的公共浴池。因此，这种忠实总的来说只是针对内容的忠实，似乎并没有考虑一个画面应该采用何种方式才能完全忠实于文字。　　　

     　然而，加缪的文字具有极鲜明的特点，他的文字的力量包含着对世界的极特殊的关系。

　　《局外人》中的第一段话是:

　　今天，母亲死了。也许是昨天，我说不准。我收到从养老院打来的—“母辛去世，明天安葬，节哀”。这几个字太含糊，没说清到底是哪天死的，也许是昨天。

　　这段话怎么搬上银幕?这个句子里混杂着今夭、昨天、明天，还有另两句话—“说不淮”和“没说清”。实际上，这个句子表达的是与世界的一种关系，即某个人与世界的一种关系。显然，不可能创造出一个足以表现出这段文字的画面。

　　对任何文学作品来说，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　　
　　
        首先要明确，文学—这是词汇和句子，电影—这是影像和声音。文字描述和影像是不相同的。文字的描述是逐渐推进的，而画面是总体性的，它不可能再现文字的运动。　
　　　
        把电影和文学相混淆的情况仍然存在。我在美国的大学里教电影时，费了很大劲儿才让学生们接受这一观点:电影的才力不同于文学的才力。

　　这种误解在电影史早期就出现过，有声电影问世时期又有所表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无声电影因为无声，于是产生出独特的形式。自开始说话之日起，电影便逐渐开始模仿并尝试照搬文学的形式，尤其是改编小说。

　　当时，1927年10月，爱森斯坦发表了一篇非常重要的、预言性的文章，题为《声音对话宣言》。这篇文章是由爱森斯坦、亚力山大洛夫、普多夫金共同签署的。文章说，最近美国发明了一种可以使演员在银幕上说话的技术手段，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演员的面部，看到张开的嘴巴，同时也能听见他们说的话。爱森斯坦继续写道:“这是电影作为艺术的末日”。真实的效果将由于观众听到了声音而大大加强，结果，电影将沿着单纯追求真实性的令人恼火的斜坡走下去，丢弃一切创新。

　　这种情况确实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