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大艺考整理：波德莱尔与《恶之花》（二）

波德莱尔与《恶之花》（二）

4）后期象征主义：瓦雷里、里尔克、叶芝、艾略特

19世纪末20世纪初，象征主义从法国扩及英、美、德、意、俄等国家和地区，发展成国际性文学思潮，并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高潮。象征主义理念和各国的文学传统和创作风格结合，显得复杂起来。

法国仍然是象征主义勿庸置疑的中心。法国后期象征主义诗人的主要代表是保尔·瓦雷里（1871－1945）。他继承了马拉美的纯诗传统，却在诗歌中融入了关于生与死、变化与永恒、行动与冥思等哲学上的思索。其成名作是《年轻的司命女神》（1917），描写不同性质意识之间的矛盾冲突。1922年，瓦雷里出版诗集《幻美集》，其中收录了诸多优秀的诗作，包括《脚步》、《石榴》、《风灵》等。

瓦雷里一生的颠峰之作是晚年的《海滨墓园》，诗的主旨是关于绝对静止与人生交易的对立统一关系。开篇“这片平静的房顶上有白鸽荡漾”成为脍炙人口的名句。这首诗代表在诗歌创作方面瓦雷里的成就高过了他的前人马拉美。

除瓦雷里外，雷米·德·果尔蒙（1858－1915）和弗兰西斯·耶麦（1868－1938）也是颇负诗名的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前者风格柔婉清丽，注重对嗅觉的表达；后者则以淳朴的语言风格著称。

奥地利的莱纳·玛利亚·里尔克（1875－1926）是象征主义在德语文学中的代表。他早年曾担任过雕塑家罗丹的助手，受到罗丹雕塑风格的启发，其诗作风格刻画精细，名作《豹》就是其作品雕塑性的代表。里尔克的作品主要收录在《图像集》（1906）、《新诗集》（1908）等几部作品集中。1922年，里尔克迁居瑞士，并迎来了他一生中创作的高峰。在这段时间内，他完成了著名的组诗《致奥尔弗斯十四行诗》和《杜伊诺哀歌》，也正是这两部作品奠定了里尔克在现代诗坛上大师的地位。其风格晦涩难懂，有些评论家甚至认为其中包含了很多存在主义的观点。象征主义诗歌系统化和抽象化的特点在里尔克的作品中达到极致。

除欧洲大陆外，象征主义的影响也波及了英语世界，代表人物主要有爱尔兰的威廉·巴特勒·叶芝（1865－1939）和T·S·艾略特（1888－1965）。

叶芝早期诗作中的象征主义是和爱尔兰民族的古老神话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他利用神话传说中的角色、故事和事物来作象征。《奥辛之浪迹》（1889）是叶芝早期的重要作品，以古代英雄奥辛骑着仙马游历世界的故事来比喻人生的各个时期。进入20世纪后，随着大量的参加政治运动和社会活动，叶芝的风格逐渐明朗化，并逐渐抛却了早期的神秘主义倾向。其诗作主题开始与现实紧密结合，语言和更加洗练，是现代英语诗歌中的一座高峰。其后期的代表作品包括《驶向拜占庭》、《丽达与天鹅》、《在学童中间》等等。

叶芝是象征主义诗人中第一个建立了自己复杂的象征体系的诗人。其理论著作《灵视》（1937）大量涉及诗人自己的历史观、宇宙观，并包含了广泛的意象。

艾略特是美国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创作上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代表作《荒原》（1922）已经被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语诗歌之一。《荒原》取材自关于“圣杯”的古老传说，把丧失了信仰的现代世界比作一个荒原。在诗中，艾略特旁征博引，涉及到了大量神话传说和象征意象，并运用了多种古语言和现代语言。尽管诗人自己为之加注了50多条注释，却还是鲜有人能读懂。艾略特的另一篇重要作品是《四个四重奏》，以高度抽象的手法表达了诗人对暂时与永恒之间的对立统一观点的思索。

艾略特的诗作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和宗教的关系十分密切。无论是《荒原》还是《四个四重奏》都体现了解救人类最终极的途径就是皈依宗教的观点。1927年，艾略特加入英国国籍，转向宗教剧的创作。

这一时期重要的象征主义诗人还包括美国的华莱士·斯蒂文斯（1879－1955），其代表作《风琴》（1923）和《黑色的统治》也是象征主义的杰出诗作。

5）象征主义戏剧

象征主义的理念在19世纪90年代进入欧洲的戏剧领域。比利时的莫里斯·梅特林克（1862－1949）被认为是第一位象征主义剧作家。1890年，旅居巴黎的梅特林克发表《闯入者》，标志着象征主义戏剧的诞生。该剧以抽象的概念“死亡”为题，没有具体的情节或环境，完全颠覆了传统的戏剧叙事风格。

1892年，梅特林克发表多幕剧《佩莱亚斯和梅丽桑德》，在欧洲剧坛引起轰动。该剧根据中世纪骑士故事改编，以大森林为背景。女主人公来历不明，一切情感的发生都是不自觉的。全剧营造了一种凄凉而美丽的情调、一种怅惘无告的哀戚。作者用词语的重复、人物之间的回应、休止或沉默等方式烘托人生无常、命运难测的神秘气氛。马拉美曾经在观看此剧后评论：“这个艺术形式使一切成为名副其实的音乐。”

梅特林克一生的颠峰是1908年创作的名剧《青鸟》。这是一部六幕童话剧，以穷苦人家的一对兄妹寻找青鸟的过程象征寻找幸福的过程。这部剧作使得梅特林克跻身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法语剧作家之列。

德国剧作家盖尔哈特·霍普特曼（1862－1946）的创作经历了从自然主义、现实主义到象征主义的转变。早期的名作《日出之前》（1889）和《织工》（1893）中已经开始采用某些象征主义的元素，而发表于1896年的《沉钟》则已经是彻底的象征主义风格了。《沉钟》也是一部童话剧，是象征主义剧作中风格最崇高悲壮的一部。

此外，爱尔兰诗人叶芝也从事过戏剧的创作。在他领导的艾比剧院曾经上演过他执笔的26部戏剧，基本都属于象征主义的风格。这些戏剧没有鲜明的性格塑造、尖锐的戏剧冲突，人物的动作也很少，只是不断的用诗的语言倾诉内心的情绪和憧憬。最具代表性的是上演于1906年的《阴影下的水》。

由于象征主义侧重暗示和朦胧之美，适宜于抒情，而不适宜于描写冲突和具体的人物性格，因此象征主义戏剧的成就十分有限，且并没有如诗歌一样形成一场国际性运动。

3、波德莱尔的生平与创作
 

“喝得酩酊大醉！”法国诗人查尔斯·波德莱尔在一首广为人知的诗中如此劝勉众人，但他将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塌糊涂，也就失去了广告代言的功效。关于他的一本新传记《枷锁中的波德莱尔》(Baudelaire　in　Chains)最近在美国出版，书中坚持认为，这种沉溺，并非诗人灵感的源泉，只是“他所有问题的根源”。本书作者弗兰克·希尔顿(Frank　Hilton)总结了波德莱尔一生中很多问题，包括他“不能解决自己的经济状况，与他人不尽如人意的关系，糟糕的健康状态……”作者相信这些不幸折磨着诗人，而最重要的，是他“创作长篇作品的长期障碍”。所有这些，作者希尔顿归咎于波德莱尔的沉湎鸦片，他认为这一点被其它波德莱尔的传记作者低估了。那些作者将这些归因于梅毒(希尔顿怀疑这一诊断是否准确)及其它疾病对波德莱尔身体的困扰，还有他密友们的无情，及公众的愚昧。

波德莱尔的自我描述，以及在此基础上被许多他的传记作者扩充了的观念，集中于他是个特立独行的个例，是不能以时俗标准来衡量其行为和人格的天才。“瘾君子就是瘾君子。”希尔顿如是回应。对波德莱尔的其它传记作者，他暗示，宣扬诗人的个人神话，这些神话并不比每个瘾君子钟爱的借口高明多少：迫害妄想症，坏运气，自怜自艾，“改邪归正”的永恒承诺———当然从不会兑现。

作者也将他与19世纪那些被鸦片扼杀的天分甚高的作家作对照，比如英国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和英国作家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无论后者的鸦片瘾带给他多少痛苦，也给他一个重要的写作主题(他因1821年的自传《一个英国鸦片吸食者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　Eater》而出名)，使得他在今天还不被人遗忘。而柯勒律治，如波德莱尔，代表了无数潜在可能性，但只有部分获得实现。波德莱尔极有天赋，尽管很多浪费于琐事；而柯勒律治的非凡魅力为他赢得韦奇伍德家族(英国陶瓷工艺家)终生俸禄。但他们使得自己也使得钦敬他们的人们失望了，以柯勒律治来说，至少，鸦片成为生活主要内容导致了他的失败。如果沉溺鸦片同样毁了波德莱尔的天分，如果瘾君子们都表达一种态度和行为，那么两人定是以相似方式毁了自己的生活。

波德莱尔与柯勒律治都在童年时失去父亲，并缺乏母爱，都长时期热情地迷恋那些并不会回报他们爱恋的女人，尽管波德莱尔迷人但知识浅陋的情人珍妮·杜瓦(Jeanne　Duval)与柯勒律治的朴素聪明的萨拉·哈钦森(Sara　Hutchinson)截然不同，两位诗人都围绕他们欲望的客体构建了精致的幻想。

波德莱尔和柯勒律治都曾借助药物减缓消沉和压力，又被服药过量和停止服药之间的两极交替症状折磨：失眠，痉挛，噩梦，便秘，无精打采，绝望。不可否认，他们在鸦片中寻到灵感和意象，但也剽窃，这种过失被他们的传记作者认为与药物习惯有密切关系。对于鸦片吸食者，希尔顿写道，“他们自己的东西和别人的东西之间的分界线往往非常模糊”。

两位诗人特征上的不同不能被他们共同的嗜好掩盖。波德莱尔的本能是探索内在幻想的领域；柯勒律治，他所有的“幻想”趋向于外延扩展，即使在他鸦片用量最多的时期，他仍有巨大的写作能量，足以使波德莱尔嫉妒。批评柯勒律治的“懒散”，尤其这些言论出自他之前的助手、后来苛刻的评论家威廉·哈兹利特(William　Hazlitt)——“当我们想到他所浪费的能力，我们失去耐心”—具有欺骗性。柯勒律治仅相对于同时代人对于他超人成就的期待而言显得虚度时光了。

柯勒律治也被人们承认曾再三与自己的鸦片瘾斗争，但波德莱尔，希尔顿论述，从未作过努力。希尔顿对比他所认为的波德莱尔的遮遮掩掩、自欺欺人与德昆西的令人钦佩的坦率。部分对照在于国别特征：法国浪漫主义趋向夸张和宏大，英国人则倾向被反讽性自我否定催促的率直。拯救柯勒律治生活的，除却他自己的生命力和达观态度，是他的谦卑、幽默感和把握友谊的才能。在诗人最低落的时候，仍有人———常常是被波德莱尔摒弃为庸俗的中产阶级的人士———照料他恢复健康。在希尔顿的论述中，这些是波德莱尔在吸食第一口鸦片前缺乏的要素，或许这是他所有问题的根源。

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 ,法国著名诗人,现代派诗歌的先驱,象征主义文学的鼻祖。他出生于巴黎,六岁丧父,七岁母亲改嫁,幼小的心灵从此蒙上一层阴郁的暗影,产生了“永远孤独的命运感”。他生活漂泊无定，在巴黎路易大帝中学就读时成绩优异，但不守纪律，后被开除。在花花世界巴黎，他博览群书，生活浪荡，以至贫困潦倒，他决心以诗歌来探测存在的现象与真意，来完成至深的欲念与想望。他认为，诗人是通过想象看到了宇宙间事物的交感，洞察到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相互“感应”，从而达到一个超越现实的世界，创作出一种抛弃浪漫主义纵情吟叹的诗歌，使之成为对人的悲剧命运的抒情体。

波德莱尔 从1841年开始诗歌创作，1857年发表传世之作《恶之花》。这是一部描写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罪恶和世纪病的病态的艺术花朵，是一部艺术技巧十分高超而思想内容又极其丰富的作品，诗作想象奔放，构思精巧，格律谨严，形式完美，同它内容的悲观、苦闷形成鲜明的对比。他说：“在这部残酷的书中，我注入了自己全部的思想，全部的心灵，全部的信仰以及全部的仇恨。”诗人写“恶”，反映了他对于健康、光明甚至“神圣”事物的强烈向往，正如高尔基所说，他“生活在邪恶中，却热爱着善良。”可以说，《恶之花》是一部对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揭露、控诉，因而也就是进行反抗的作品，同时也是诗人在那个黑暗的社会里带着忧郁、孤愤、病态的心理去追求解脱、追求光明、幸福和理想的失败的记录。

波德莱尔 除诗集《恶之花》外，还着有文学和美术评论集《美学管窥》、《浪漫主义艺术》，散文诗集《人工天国》和《巴黎的忧郁》。他还致力于翻译爱伦.坡的作品。

波德莱尔的一生是充满矛盾、痛苦、反抗和颓废的一生，但他不是一个颓废的诗人，而只是一个颓废时代的诗人。他对这个时代充满了愤怒和鄙夷，并向往和追求着光明。他的苦闷、忧郁，正是“世纪病”的反映，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他的作品是对资产阶级传统美学观点的冲击，他是一位“强有力的艺术家”。